如今中国文坛上有那么一批作家，居住在繁华都市舒适的寓所，身着名牌服饰，出入于灯红酒绿之处，吃完甲鱼，喝够洋酒，然后坐到电脑前敲出一部又一部或者表现当代人孤独感、性苦闷，或者设计痴男怨女情爱纠葛故事，或者想象历史名人逸闻逸事的小说和电视剧剧本，赚上比较可观的稿酬和版权费，再去享受高质量的生活。至于别人活得好不好、大众的利益是否受到侵犯，根本不去过问或者关心。由此现实，我想到了已经逝世快30年、同样是作家身份而且名气很大的赵树理的生存态度。
五十年代，赵树理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，家就安在北京，工资待遇都不低，完全有条件过舒适的日子，况且他从二十年代起已经颠簸了几十年，也应该享受安逸的生活。但是，似乎是京都里的乡下人，每年至少有一半以上的时间住在老家山西晋东南农村。他和农民们吃住在一起，如鱼得水般愉快，把自己当作农民中的一员，操心庄稼收成好坏，研究农业政策的实施，帮助农民开展文化娱乐活动。因而，他总是自觉地充当农民的代言人。在失去理智的“大跃进”年头，浮夸虚假风气甚嚣尘上，农民的利益潜伏着严重危机。多数作家尝过了挨批受整的苦涩，对此现状采取了观望态度，惟有赵树理敢于站出来为农民的利益说话。
1958年10月，赵树理参加了由茅盾、周扬、巴金、肖三、谢冰心、许广平、戈宝权等人组成的中国作家代表团，赴苏联塔什干参加“亚非作家代表大会”；接着，他又一个人去朝鲜访问了三周，到11月上旬才回到北京。由准备出访到从朝鲜归来，也就几个月时间，农村形势真有些让赵树理看不懂了。“大跃进”方兴未艾，各地频频放“卫星”，“人有多大胆，地有多大产”式的豪言壮语比比皆是。听到如此宣传，他不禁产生了疑问：我才几个月没下乡，农村就能有这么大的变化？他决定马上去实地看看。在北京稍事停留几天，便匆匆到了山西阳城县，挂职担任上县委书记处书记。他先去了自己的老家尉迟村，（此时沁水已经跟阳城合并）看到的是大办集体食堂，全村人吃一锅饭的“景象”；之后又去了附近几个村，看到的是全民“大炼钢铁”的荒唐和把好多亩地的粮食运到一亩地放“卫星”的虚假。他越看心情越沉重，感觉浮夸风已经走到了极端地步，农业生产将会严重受挫，苦果只能让农民吞咽。
赵树理在乡下转了一圈，回到县城已是春节前夕，而“跃进”气氛更浓。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，制订出1959年一个个不合实际的生产指标。他再也坐不住了，在大会上几次打断正在作报告的一位副书记的话，对生产指标提出质疑，不赞成虚假做法。那位副书记根本不接受他的意见，并指责他是“老右倾、绊脚石”。尽管他力陈己见，却改变不了会议主题，县委也由此对他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。不久，赵树理回到北京，忧心忡忡，整天想着农村那一幕幕浮夸情景，担心农业生产会恶化。于是，他凭着一位作家正直的良知，不计个人得失的心胸，写出了1万多字的长文《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》，站在农民利益的立场上，发表了对农村工作的看法，主要观点与党中央刚刚在庐山会议期间批判的彭德怀的“万言书”基本相似。有点“不识时务”的赵树理，竟把这篇“不合时宜”的文章寄给当时《红旗》杂志的负责人陈伯达。陈伯达把文章作为反面材料，转给中国作协党组。中国作协不敢怠慢，很快展开了对赵树理的批判，锋芒颇为激烈，一些名气很大的作家上纲上线指责赵树理，而赵树理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。我以为，在当时特殊的政治时代，那些作家站出来批判赵树理，虽然是形势所迫，但也不能说没有包含他们的政治需要。为什么都是作家，赵树理就敢于实事求是地表达自己的意见，敢于做农民的代言人，而他们不光不敢说实话，还要批判说实话者呢？所谓作家的人格由此可见一斑。
对于赵树理的这些所做所为，在时下一些作家看来，他活得实在是沉重，没有一点潇洒风度。你一个作家只管写你的小说就够了，当什么农民的代言人，管什么农业生产该如何领导，而且还要写成文章，往人家枪口上撞，累不累呀！的确，赵树理时刻想着农村，想着农民，想着农民的利益。按常理，这些事情应当由各级政府官员去想、去做，不是他一个作家必须想的，他却想得那么投入，那么执着，并且要奔走呼号。可以说，这就是赵树理的性格特征。正是这种性格铸就了赵树理崇高的人格，也是他能够写出一部又一部脍炙人口的小说、创造出一个又一个让人难忘的形象的重要原因。我们完全可以相信，如果赵树理生活在当今时代，按照他的一贯性格，依旧会做农民利益的代言人。事实上，现在的农民很需要代言人，农村中不光弄虚作假之风没有根除，各种新的腐败又在侵害农民的利益。遗憾的是，赵树理已经成为故人，而赵树理式的作家却难得一见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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